[摘要] 有分析人士指出：“前十余年，交通建设领域腐败频发，交通局长频频落马。而近年来，国土局长的落马节奏显然快过了交通部门，这充分表明房地产利益链已经成了当前经济腐败案件中居高不下的一个毒瘤。”而在高官落马轨迹中，索房、买房、因房牟利……频频出现在房地产业利益链的各种环节。
2000年以来，半数落马省部级高官涉及房地产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调查梳理了自2000年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的落马轨迹，结果发现大量落马高官都涉及房地产。
高官涉及房地产有两种形态：类，是背后有房地产利益链条，或直接间接倒腾土地，或纵容支持亲属开发房地产，或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或用非法收入买房倒手等；第二类是用正常合理收入买房置业。
目前，贪官坐拥多套房产，表明房地产领域正成为官场集中腐败的重要场所。这种腐败，建立在以下几条途径之上。一、将平时的受贿资金投向房产领域；二、与开发商勾结，从而变相地获取房产；三、以各种隐藏的方式进行受贿，如房产不登记在名下，或以低成本的方式“租借”开发商的相应住宅；四、借各种公开的住房补贴、高额的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等，来谋求房产。
根据类情况梳理2000年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以官方对外公布的调查时间为标准，2013年，据公开信息，涉及房地产的落马高官为周镇宏、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刘铁男五人，郭永祥、蒋洁敏因与房地产无明显交集而不列入此次统计。
2011年，有两名省部级高官涉及房地产，一是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另一个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2013年5月，黄胜受贿案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检方指控，黄胜或其亲属收受多名商人的住房或购房款。
2010年共有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
2009年落马省部级官员共有7人涉及房地产，他们分别是法原副院长黄松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原铁道部党组成员何洪达、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
而在这一年，还有一位官员，虽然其级别不到省部级，但他是名副其实的因房落马，他就是杭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原副市长许迈永。2011年6月21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对许迈永作出的死刑判决。判决认定：1995年5月—2009年4月间，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2001年撤市改区)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建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经调查，牵涉许迈永案的14个单位或个人，几乎都与房地产项目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2008年有5人，2007年有3人，2006年有7人，2005年有4人，2004年有3人，2003年有4人，2002年有1人，2001年有5人，2000年有2人。
根据上述统计，自2000年以来，14年中，共有5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而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1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近一半的落马省部级高官或多或少与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落马高官为何涉足房地产？
在调查中，《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从时间上看，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明显比2004年之前多。统计显示，2004年及前4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贪官只有15人，平均每年3人；2004年以后则有38人，平均每年涉房落马近4人，2006年、2009年，都有7个落马高官涉及房地产。
与此相应，自2004年土地统一实行招拍挂以来，房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快，2006年、2009年房价上涨幅度几乎都达到历史高峰，至今房价依然在高位运行。
严跃进指出，近几年面临普遍性的房价上涨，房地产暴利，也促使房地产交易中权钱勾结的现象逐步蔓延开来。
另外，从地域上看，中东部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数量明显比西部多，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成为因房重灾区，比如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浙江的张家盟、广东的许宗衡等。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等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公司、深圳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
而在新疆、西藏、青海等省份，截至目前，记者统计中并没有发现有省部级官员因为过深卷入房地产而落马。
对此，严跃进表示，这直接表明，房价较高、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省部级官员更有涉足房地产业的动力。究其原因，一是在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即使省部级高官，凭借其收入买房的压力也不少。
二是这些地方的土地前景十分诱人，开发商更有腐蚀拉拢官员的决心，为了一块地，开发商往往不惜一掷千金，对官员的诱惑更大。
三是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中，房产不单纯是提供居住功能的产品，而是一个资产，甚至是消费结构中比重的资产。加上房价上涨，这种资产的可能性加大。扭曲的住房功能与扭曲的官员心理“狼狈为奸”，自然出现官员多套房的现象。对于专注投资的官员而言，这种不断增值的资产，是其未来退休后的保障。同时，多数官员在城建与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等任职，职位的原因，增强了其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政府寻租的私利与动机、以及监管缺失，都使得此类官员易陷入贪污的陷阱之中。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丈母娘需求”等往往能催生省部级官员的涉及房地产需求。一般而言，省部级官员自身并不缺房住，但这一级别的官员，大多已是50岁上下，正值下一代走入社会、买房置业的当口。如果子女要结婚，毫无疑问，丈母娘会问“有没有房子”。按我国的传统，身为高官的父母，出钱买房是理所当然。
不仅如此，记者从一些落马高官的案件中看到，很多子女借助父辈的高位投资房地产，甚至空手套白狼。
严跃进表示，贪官购置房产，除了为自身考虑外，也受到相关利益人的影响，比如子女、情妇等。此类人群的购房需求，将左右贪官的权力运用。“人之常情”的逻辑，加快了此类贪官的涉及房地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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