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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 带来巨大发展机会

深圳新闻网  2014-01-13 14:25

[摘要] 张燕生认为,城市群的发展将会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发展也将促进国家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并塑造各异的功能城市,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在2013中国地产领袖峰会上,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前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宋敏在提出和分析了城镇化概念和问题后指出,通过持续的金融创新将会解决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的巨大资金,更好地实现更为公平的农民工市民化。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

城镇化基本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大家关注城镇化?宋敏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表示,从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城镇化其实是一个人类不断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过程,表现为产业化和城市化。而城镇化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社会从一个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它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或者是城市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就业的方式、人居环境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从农村到城市的重要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他表示,城镇化自新一届政府提出后受到广泛关注,原因一个就是城镇化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基本都是通过城镇化来实现的。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城镇化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目前国家的经济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和外贸驱动的模式,而要转成内需驱动,特别是消费驱动,城镇化刚好是解决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中国城镇化的特点

他指出, 中国城镇化有几个主要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从1978年的18%到2012年52.7%,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2012年的7.1亿。换言之,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已经成功将5.1亿人从农村转向城镇,这样的一种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南美用了210年,欧洲用了150年。美国用了105年,这些国家这些经济体都用了超过100年以上的时间。完成城镇化从10%上升到50%,中国只用61年,还是在政府对户口限制和控制城市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的。

第二是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起关键作用,这是在其他国家城镇化里面没有发现的现象。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重要的指标。为发展本地经济,政府会大规模地进行地方的城镇化,而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控制土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制造业投资带动服务业的发展。高价出让住宅商业用地,获取土地的出让金;把土地作为资本金和资产的抵押物,使地方政府化地利用金融杠杆。

第三是“伪城镇化”。因为有2.6亿农民工没有户口,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出现了将近6000万个留守儿童,这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持久长期的影响。

第四是中国的城镇化规模速度非常快但还没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比如北京已经有1000万人口,交通、环境、空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但从人口密度上看还没有达到国际大都市的规模:北京城区六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540人,上海是3630人,但是香港是6464人,所以香港的人口密度远远高过北京和上海。再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东京、纽约、伦敦,人口集聚密集度超过了北京和上海。宋敏表示,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模式水平比较低,比如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和其他的社会管理的模式相对落后造成的。

 

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他表示,中国城镇化前35年,出现一些负面的作用,包括牺牲农民的利益造成大量的农村闲置土地,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少等等。 未来的城镇化需要一种新的机制,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应该是通过金融来带动,通过投融资金市场化的改革和创新来实现。

他表示,新型城镇化的特点首先是人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或者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需要解决好已经在城市里头的2.6亿农民工真正的市民化,以及将来每年新增的1000多万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完全的市民化。

人的城镇化最为核心,宋敏表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关键不在户籍制度而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深化,通过淡化户籍制度,实现基本公民的均等化。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管理制度等深层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转移农民的市民化的问题,促进转移农民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真正融入城镇生活。

他表示,城镇化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包括环保和城际交通在内城市硬件,另一个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民生方面的城镇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可通过“土地换社保”、“探索集体土地入股”等方式解决。

金融创新实现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内需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宋敏表示,虽然牵涉到户籍制度、土地、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都需要解决,但关键是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就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实现。

他表示,城镇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怎么来,来了以后怎么投,是涉及到城镇化和金融创新的问题。在前30年城镇化,主要是通过财政这样一种模式来推动城镇化。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必须通过可持续的金融创新模式,投融资的模式来实现。

城镇化需要使用大量的资金这首先给金融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根基。宋敏举例表示,比如在山西,一个县城接纳煤矿采空区搬迁的农民就达2万人,很多县城的城镇化和产业化建设近3~5年内有200亿~300亿元投资需求。比如,山西有100多个县,山西未来3~5年,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就有可能达到2~3万亿的规模,这是巨大的数目。而这还没有考虑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一个农民的市民化需要10万元,需要推动3亿农民的市民化,还有四五十万亿元的投资,如果加上整个社会的投资可能上百万亿元。

另外,新型城镇化的消费需求也是巨大的,比如2.6亿进城的农民工,简单估算,如果每个市民每年增加1万元的消费,2.6亿已经是在城镇里面的农民工,加上将来5亿农民的城镇化,在消费方面可提升7.6万亿,这是个巨大的投融资需求。

要建立怎样的一个投融资的机制,来满足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投融资市场呢?宋敏表示,首先是财税体制,通过地方税特别是房产税为主的财政税收体系来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另外,还可以从财政角度来探索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他表示,除了地方债之外,还应该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直接融资。譬如“土地金融”,通过将来的现金流发行证券产品、金融产品来融资,所以土地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段来发展土地金融。比如“土地换股权”,在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当中采取所谓的土地换股权的模式,农村可以将土地的承包权作为资产进行享受。

还有土地的抵押贷款,土地的信托,土地集中起来通过信托的方式去融资。还有一个是资产证券化,将地方政府的土地、企业、办公大楼,还有很多的一些水、电的设施的资产盘活等等。

他表示,新型城镇化所需的巨大资金,需要金融创新的模式,也就是直接融资或非直接融资的渠道。直接融资包括股票和债券,非直接则主要是银行保险、信托,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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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发展机会

政府应该逐步去垄断化,放松管制。宋敏表示,实现城镇化,需要民间和政府携手。政府应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引导资金投向城镇公共基础设施,通过公私或者共建合作的模式来加以实现。

宋敏表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驱动力量,是中国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必由之路,而这过程中必须要完善现行的投融资体制,通过金融来引导新型的城镇化。

“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宋敏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讲话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探索和努力,将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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